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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文载《黑龙江史志》2023年第1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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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靖康稗史》成书时间献疑及其与袁祖安本《三朝北盟会编》关系初探

文丨杨君

提要：《靖康稗史》（七种）在宋史学界引用颇多，但究其版本，此书应是清末文人编造的伪书，其中唯一真实史料《行程录》抄袭自《三朝北盟会编》袁祖安本。全书更有多处文字与《会编》袁本高度雷同，而《会编》袁本是《会编》所有版本中最为独特的一种，有诸多文字为此版独有。《会编》袁本成书于清光绪五年（1879），则《靖康稗史》的成书时间也可商榷。因而，史学界对其中诸多关于靖康之变时期的唯一记载，必须谨慎使用。

关键词：《靖康稗史》、《三朝北盟会编》 、袁祖安本、谢家福

一、《靖康稗史》内容与学界使用综述

《靖康稗史》包含《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》《开封府状》《瓮中人语》《南征录汇》《青宫译语》《呻吟语》《宋俘记》，统称稗史七种。

清末谢家福最早发现《靖康稗史》，于光绪十八年（1892）将抄录本送给藏书家丁丙，在民国二十八年（1939）编入《己卯丛编》，但最广泛流传，是中华书局将其列入“中国史学基本典籍丛刊”，崔文印整理的《靖康稗史笺证》。

其中北宋在金军围城时用帝姬抵扣金银、帝姬妃嫔的姓名、二帝在金朝行牵羊礼、妃嫔公主在金朝的生活等相关记载，在宋史学界被大量引用，几成定论。

综观学界，王曾瑜《辽宋金史料介绍》里将其列入金朝重要史料^[1]。张明华《“靖康之难”被掳北宋宫廷及宗室女性研究》^[2]、程郁《何谓“靖康耻”——“靖康之难”性暴力对宋代社会性别观的影响》^[3]、宋东霞《试析宋朝历史上的慰安妇》^[4]等，还有不少硕博论文，将《靖康稗史》作为信史使用、推荐。

力证《靖康稗史》为南宋真实史料的文章，有崔文印《靖康稗史散论》^[5]、邓子勉《〈靖康稗史〉暨〈普天同愤录〉及其编著者等考辨》^[6]。

对此略有质疑的，有张其凡《关于〈宣和乙巳奉使录〉的书名与作者问题》^[7]，对稗史收入的《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》作者、命名提出疑问。指出根据多方史料，此行程录作者应为钟邦直，而非《靖康稗史》所称的无名氏。

另有帅克《〈靖康稗史〉之〈青宫译语〉〈呻吟语〉献疑——从书中所载宋徽宗渡河路线谈起》^[8]，对稗史收入的这两种笔记进行考证，认为“今《青宫译语》《呻吟语》的一部分内容反映的并非北宋末靖康时的情况，这说明它们并不是王、李二人所著原书，存在后人作伪的情况。简而言之，它们并非一手史料。”^[9]

本文对《靖康稗史》内容与《三朝北盟会编》袁祖安本进行对比考察，认为称此书为南宋作品是很不妥的，《靖康稗史》是清末文人创作的伪书，不能用来讲述宋朝历史。

本文主要使用《靖康稗史》两种，一为上海书店《丛书集成续编》本，为1939年《己卯丛编》影印本，简称丛编本^[10]。一为中华书局崔文印《靖康稗史笺证》，简称笺证本^[11]。《会编》袁本为国家图书馆藏章鈺校本，善本书号14574。

《全宋笔记》亦收入《靖康稗史》内容，采用笺证本为底本，不加赘述。

二、《靖康稗史》的流传过程

以往的研究者已经注意到，在所谓《靖康稗史》于南宋成书后，竟不见于此后历朝书目。对此，崔文印等考证，认为此书成书不久即传入朝鲜，此后中国本土不存，只在朝鲜流传。

《靖康稗史》里收入一份朝鲜国王遗德的序言，按崔文印考证，遗德是朝鲜李朝太宗李芳远，于明朝建文二年（1400）即位为朝鲜国王。李芳远在序言中称《靖康稗史》“朕微时见转钞本于同年家，差脱不可句读。践祚后，检诸故府，得此，有先忠烈王图印，是百年前传写来。”^[12]“百年前”即1300年，根据这段话，崔文印上推稗史传入朝鲜时间为宋末元初。

再看《靖康稗史》的一个跋语：

《开封府状》《南征录汇》《宋俘记》《青宫译语》《呻吟语》各一卷，封题“《同愤录》下帙，甲申重午确庵订”十二字，藏临安顾氏已三世。甲申当是隆兴二年，上册已佚，确庵姓氏亦无考。所采皆虏中书，绝笔于梓宫南返，当是奉迎诸老手笔。高宗朝搜禁私家纪述，《南征录汇》间有传本，余仅见上帙，当是靖康元年闰月前事，补以《宣和奉使录》《瓮中人语》各一卷，靖康祸乱始末备已。咸淳丁卯耐庵书。^[13]

咸淳丁卯为宋度宗咸淳三年（1267），距离南宋灭亡仅十余年，则稗史应该在成书后不久就传入朝鲜了。

而谢家福于光绪十八年将《靖康稗史》的抄录本交给藏书家丁丙，他对丁丙称此书是借来的，大约因此不能给丁丙原书，只能抄录后送给丁丙。在丁丙的信件里，又知当时谢家福告诉丁丙此书“得自东洋”，给丁丙的确实是新抄本——“录副见贻”。^[14]

因此，按照稗史序言、跋语和提供者谢家福的说辞，《靖康稗史》的所谓流传过程是：南宋末年成书，宋末元初传到朝鲜，到明朝初年，朝鲜士人和官方书库都藏有此书。不知何时此书传到日本，也不知何时传回中国，也不知谢家福何时从何人处借到此书。我们只知道，《靖康稗史》在世界上首次面世，就是光绪十八年，谢家福拿出的这个抄录本。而从日本传回中国的原书，就此消失，世界上除了谢家福，再没有人见过了。至于朝鲜，更是从未有过此书的痕迹。

那么按照这个流传过程，《靖康稗史》的内容，应该是南宋原汁原味，不应受到后来元明清时期各种文讳的影响。详观内文，却并非如此，《靖康稗史》的文字与《会编》袁本关系密切，有参考抄袭之嫌。

三、《三朝北盟会编》袁祖安本略述

《三朝北盟会编》作为两宋之交重要的史料遗存，在南宋有两个流传系统，即徐梦莘家藏本和实录院抄本，至元朝，徐氏家藏本已亡佚，流传后世的是实录院抄本。《会编》现存明清版本50余种，这些版本的祖本都是同一个，其中绝大多数为手抄本，只有光绪四年袁祖安排印本（以下简称袁本）、光绪三十四年许涵度刻印本印刷数量较多，流传比较广。详情可参考陈乐素《〈三朝北盟会编〉考》^[15]，邓广铭、刘浦江《〈三朝北盟会编〉研究》^[16]，苗润博《〈三朝北盟会编〉整理与研究刍议》^[17]。

而在所有这些版本中，袁本是很特殊的一版。袁本依据的底本为清巴陵方氏玉筍山房抄本，这个底本成书于咸丰年间，本身质量不佳，但袁本中的很多问题在这一底本中并不存在，是在校勘、排印过程中出现的全新的错误。尤其卷二十，整卷文字都是《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》内容节选，在其他版本的《会编》里，此《行程录》文字错乱颇多，当是《会编》流传过程中很早就出问题的地方。而在袁本《会编》里，此《行程录》结构完整，行程完备，按其校本注文，从《大金国志》补入文字，是此版《会编》独有的编辑过程。^[18]

袁本编辑于光绪三年至光绪五年之间，袁祖安的跋文写于光绪四年，其书页中有“光绪四年岁次戊寅越东集印”字样，一般称为光绪四年袁祖安本。这一版初版印刷500套，此后曾有加印，1939年海天书店本《会编》正是以此本为底本，1979年大化书局本《会编》又翻印海天书店本，因此这一版《会编》使用者不少。

袁本《会编》问世以来，被学者质疑其质量不佳，错讹甚多，“脱误至不可胜计，甚者连篇累叶，删落凌乱，真有刻如不刻之叹。”^[19]且有不少错讹之处是此版本《会编》独有的，不见于其他版本《会编》。

《靖康稗史》的最初提供者谢家福曾于光绪十七年（1891）购买过一套《三朝北盟会编》，从时间上看，他所购的版本，应该就是《会编》袁本。^[20]《会编》袁本的特殊性，使得大篇幅参考其书的《靖康稗史》也就有了证伪的可能。

四、《靖康稗史》之《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》作者和内容疑问

《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》是稗史里收入的唯一真实史料，但从其作者、内容来看，稗史版所收的这份行程录，是有问题的。

（一）《行程录》作者问题

稗史里收入的这份行程录，没有作者署名。笺证本、全宋笔记版，都写成无名氏。

但是，根据陈乐素、张其凡的考证，此《行程录》如果在宋朝的话，是有作者的，且作者很确定没有疑问。

陈、张两位的考证已经很清楚，在此不赘言，只说结论：

《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》作者并非无名氏，也不是许亢宗，而是钟邦直。宋朝时，此《行程录》作者只有钟邦直；如果是元、明到清朝光绪四年之前，作者有钟邦直、许亢宗两个选项；只有《会编》袁祖安本出错以后，作者才失去名字，变成无名氏。

那么号称成书于南宋的《靖康稗史》，收入的《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》，不应该没有作者名字。

（二）《行程录》内容文字问题之一，“随行三节人”部分

成书于南宋绍熙五年（1194）的《三朝北盟会编》里，对此《行程录》在卷十七有900多字、卷二十有4700多字的大篇幅引用，很可能包含了此《行程录》大部内容。

卷二十整卷都是此《行程录》，包括出行人员名单、礼物名单、出行过程。

《大金国志》是元朝时书商攒的伪书，假托南宋末年宇文懋昭之名。卷四十《许奉使行程录》，仅有出行过程，没有出行人员名单、礼物名单。陈乐素认为，《大金国志》收入的应该不是《会编》或是钟邦直行程录的原书，而是根据《会编》或原书辑出来的节本，以出使的最高官员命名。

由于袁本《会编》的独特性，利用其独有的文字错误，将其与《靖康稗史》对照，对探讨《靖康稗史》成书时间会有所帮助。

《靖康稗史》收入的《行程录》，包含有出使前的“随行三节人”介绍，是《大金国志》没有的，只见于《会编》。以下举例示意：

1.都“辐”

丛编本、笺证本《靖康稗史》之《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》：

“随行三节人，或自朝廷差，或由本所辟。除副外，计八十人：都辐一……”

此处都“辐”，应为都“辖”。都辖是宋代官职名，都辐则无法解释。

《会编》袁本的底本巴陵方氏本，同样错成“都辐”，但《会编》其他大部分较好的版本里，是正确的都“辖”。

需要指出的是，国图藏《会编》袁本，经章鈺校对，他把都“辐”改为都“辖”。

2.习驭“司”

丛编本、笺证本《靖康稗史》之《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》：

“习驭司二。”

此处习驭“司”，应为习驭“直”。习驭直应是为宋朝班直名称之一，习驭司则无此机构。

《会编》袁本的底本巴陵方氏本里，此处是正确的“习驭直”，其他版本也都是习驭“直”，只有袁本改成习驭“司”。

国图藏《会编》袁本，章鈺校对时把习驭“司”改成习驭“直”。

习驭“司”的错误写法是从袁本开始的，而又出现于光绪十八年现世的《靖康稗史》里。

3. “鸾仪司”

丛编本、笺证本《靖康稗史》之《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》：

“鸾仪司一。”

“鸾仪司”应为“仪鸾司”。仪鸾司是宋朝官署名，掌管朝会、巡幸等所需的供设。

袁本的底本巴陵方氏本同样错成“鸾仪司”，其他版本是“仪鸾司”，袁本为错误的“鸾仪司”。

同样，国图藏《会编》袁本，经章鈺校对，把“鸾仪司”改成“仪鸾司”。

在“随行三节人”介绍文字里，还有一些《会编》袁本的错字，并非来源于其底本巴陵方氏本，而是自身编校过程中形成的，某些错字偶见于其他版本，但都没有统一、全部地出现过。然而这些错字，但却系统地出现于《靖康稗史》里。

（三）《行程录》内容文字问题之二，实际行程部分

1.不应该出现的“南宋”与“第一程”

丛编本、笺证本《靖康稗史》之《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》：

“第一程……南宋与契丹以此为界。”

《会编》袁本，《大金国志》明抄本一种（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号14415）和中华书局版《大金国志校证》^[21]里，此处文字为“南宋与契丹以此为界”。

目前所见，其他明清时期各版《会编》卷二十行程录具体日程，都是从第二程开始，漏了第一程，且实际行程部分缺漏颠倒很多，各版都一样，是整个《会编》传抄过程中很早就缺漏的地方。而《大金国志》卷四十的行程录，没有最开始的随行人员、所带礼物，直接是从第一程开始的。袁本《会编》为什么会有全部的行程呢？傅馆校稿本卷二十，在“第二程”之前，有明确校语：“漏第一程，以《大金国志》补入。”^[22]因此可知，《会编》袁本为了弥补这个缺陷，从某一版《大金国志》抄录补充，使得行程部分看起来比较完整。

此次出使在北宋宣和七年（1125），回程后钟邦直写了《行程录》，以他北宋官员的口吻，不可能写“南宋与契丹以此为界”。应是元朝人编《大金国志》时修改了原文，《会编》袁本照录，而《靖康稗史》同样照录。

元朝出现的《大金国志》将这里改成“南宋”是正常的，但无论是《会编》，还是按照《靖康稗史》的流传过程，此处都不可能写“南宋”。《会编》袁本编校时从《大金国志》补入，充分尊重了《大金国志》的原文。《靖康稗史》里的文字，若是当时人写当时事，“南宋”又从何而来？

而完整的行程录日程，是《会编》袁本独有的编辑方法，不见于其他版本《会编》，也就是说这个完整的行程录是在光绪四年以后才出现的，却又见于《靖康稗史》。

2.何来“涿”水？

丛编本、笺证本《靖康稗史》之《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》：

“第五程……曹操征乌丸蹋顿，袁尚等凿渠，自滹沱由涿水入潞河。”

《会编》袁本即写作“涿”水。其他各版《会编》此处，或是“派”水，或是“泒”水，没有写成“涿”水的。而同样收入此《行程录》的《大金国志》，各版或“派”，或“泒”，也没有写成“涿”的。

这个地方实际应是“泒”水，此《行程录》明确写了是三国时期曹操出兵的事情，查《三国志》：“公将征之，凿渠，自呼沱入泒水，名平虏渠。”^[23]

崔文印《大金国志校证》卷四十里，第五程：

“由（派）〔泒〕水入潞沙。”

《大金国志校证》用的底本是清扫叶山房本，确实是“派”水，《大金国志》明抄本一种是正确的“泒”水。

写成“涿”水，是《会编》袁本独有的错误写法，偏偏又见于《靖康稗史》。

3.兵火之后，竟有“万余家”？

丛编本、笺证本《靖康稗史》之《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》：

“第十程……兵火之后，居民万余家。”

经历兵火还有“万余家”，这么繁华？实际上《会编》其他版本都是“居民方百余家”、“居民才百余家”。而《大金国志》明抄本、清扫叶山房本也都是“居民才百余家”。只有《会编》袁本改成“万余家”，《靖康稗史》照录。

此《靖康稗史》本《行程录》还有部分文字错讹，同样仅见于《会编》袁本。如果说一处相同为巧合，两处算意外，那么三处、四处甚至更多相同的错讹之处，只能用抄袭来解释。^[24]《会编》袁本正式出版于光绪五年（1879），《靖康稗史》则于光绪十八年（1892）现世。从《行程录》作者、文字错讹来看，《会编》袁本，当是《靖康稗史》一大来源。

五、《靖康稗史》之《瓮中人语》金人称呼问题

按照稗史的设定与崔、邓的考证，《靖康稗史》之《瓮中人语》应为当日金军围城时，汴京城内人所写。作者署名韦承，两位对其人都没有考证。

此书里提到金人派来谈判的官员称呼时，出现同一个人的不同记述。

《靖康稗史》丛编本：

第一处：二十七日，……“孛堇”撒离母入城议和。

第二处：初四日，……“孛极烈”撒离母来议和。

第三处：十四日，金军复遣……“孛堇”撒离母来……

第一处：二十七日，……“孛堇”撒离母入城议和。

第二处：初四日，……“孛堇”撒离母来议和。

第三处：十四日，金军复遣……“孛堇”撒离母来……

“孛堇”原作“孛极烈”，据上下文改。^[25]

而谢家福曾购买了一套《十万卷楼丛书》，其中收入《靖康要录》。《靖康要录》里，三处提到“撒离母”的地方，前后文字有“孛堇”“孛极烈”两种。《靖康要录》一般认为是南宋初期整理编纂的宋钦宗朝档案文书，原始文字作者并非一个人，因此出现“孛堇”“孛极烈”的不同，是可以理解的。

那么回到《靖康稗史》里的《瓮中人语》。按照稗史的设定，《瓮中人语》是一个叫韦承的当时被困城中之人所写，在同一时期、同一个人写的同一篇文章里，对同一个女真官员的音译，会变来变去吗？

通常来说，同一作者在同一时间写同一个人的称呼，应是统一的。且从书写角度，“孛堇”和“孛极烈”也不太像容易误写的错别字。推测这应该是稗史的编造者从《靖康要录》抄录而来。

六、《靖康稗史》之《开封府状》：以清为宋的“福金是皇子夫人位号”

《靖康稗史》之《开封府状》，一直以来被宋史学界当成真实的北宋公文史料，里边记述的北宋用帝姬、妃嫔、宗妇等抵扣金银的文字，也被当成真实历史。但是《开封府状》的疑问也很明显。

丛编本、笺证本《靖康稗史》之《开封府状》：

“福金帝姬……因邓珪传奉国相令旨，福金是皇子夫人位号，应送皇子寨中，以符名谶。”

此处“福金”，显然被理解成“福晋”，即清朝时皇室贵族妇女称号，“夫人”之意。“福金帝姬”指宋徽宗之女茂德帝姬，茂德是她的封号，她的本名并没有流传下来，福金的名字仅见于《靖康稗史》，起这个名字，显然目的是将她送给金国皇子，“以符名谶”。

需要指出的是，“福晋”是清朝才使用的称呼，宋金时期，金人的妻子没有这个称呼。因此，他们并不会看到一个名叫“福金”的女人，联想到这个人应该做皇子的“福晋”。

崔文印《靖康稗史笺证》之《开封府状笺证》里，对这句话，没有任何解释。

而后文《青宫译语笺证》：

“十九日，大王为妻福金，胁归府。”

按傅乐焕先生以为“‘福金’即清之‘福晋’，满洲语夫人也。”考三朝北盟会编卷三云，女真“夫谓妻曰萨那罕，妻谓夫为爱根。”“萨那罕”与“福金”其音相差甚远。^[26]

七、《靖康稗史》之《南征录汇》：宋清混杂的完颜宗翰官称

《靖康稗史》之《南征录汇》，按照稗史设定，作者是金朝人李天民，是确庵在南宋隆兴二年（1164）就编订的《普天同愤录下帙》里的一种。

笺证本《靖康稗史》之《南征录汇》：

“天会四年（宋靖康元年）十一月二十五日（宋闰十一月），固伦尼伊勒齐孛堇左副元帅宗翰……”^[27]

丛编本为“固伦尼伊勤齐孛堇”。“勤”应为“勒”字之误。

宗翰即完颜宗翰，在宋金史料里又称粘罕、粘没喝。《南征录汇》此处对宗翰的称呼“固伦尼伊勒齐孛堇”，是个不伦不类、既宋朝又清朝的混杂写法，绝非宋人所写。

《会编》许涵度本卷七十三引《朝野佥言避戎夜话》：“骨卢尔移赉勃极列（改作固伦尼伊拉齐贝勒）左副元帅”。

“固伦尼伊拉齐贝勒”是清朝乾隆时期修四库全书，四库馆臣修改《会编》原文后才出现的写法。

《靖康稗史》的创作者不了解金朝官制，虽然知道“贝勒”的写法不见于宋金时期，但改成“孛堇”也是错误的，完颜宗翰是“勃极烈”。同时他不知道宋金时期的真正称呼，保留了“固伦尼伊勒齐”这个清朝乾隆以后出现的写法。

以四库本为底本的守山阁丛书本《大金吊伐录》里，称呼粘罕为“固伦尼伊拉齐贝勒左副元帅”。

《靖康稗史》的编造者应该是从守山阁丛书本《大金吊伐录》抄来的名字——谢家福确实曾经购买过一套《守山阁丛书》。^[28]

八、《靖康稗史》之《青宫译语》疑问

前文已经提过《靖康稗史》之《青宫译语》里“福金=福晋”的思路与《开封府状》一致，但并非宋金时期的认知。

而《青宫译语》与早就证伪的《窃愤录》情节相似，这是傅乐焕《青宫译语笺证——宋高宗母韦太后北迁纪实》[29]里就注意到的情况。傅氏指出两书至少七处情节相似的地方，可惜他未能更进一步，反而认为是《窃愤录》抄袭《青宫译语》。

此种疑惑不独傅氏，景新强博士论文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宋代杂史研究——兼论史部杂史类目的演变》^[30]也注意到两书相似之处，可惜同样未能更进一步。

《窃愤录》即《南烬纪闻》，出现于宋末元初，而《青宫译语》作为稗史七种之一，于清光绪十八年现世，何者为蓝本，不言自明。

九、《靖康稗史》之《呻吟语》疑问

（一）袁本《会编》出版以后才出现的“持重兵权”

丛编本、笺证本《靖康稗史》之《呻吟语》里提到粘罕（即完颜宗翰）之死，记述有金朝的《下粘罕诏》：

诏云：“先王制赏罚，赏所以褒有功……不谓持重兵权，阴怀异议。……”

此诏书文字见于《会编》卷一百七十八，又见于明陈汝锜《甘露园短书》卷九、清全祖望《鲒埼亭集》卷三十四，都写为“持吾重权”。

又是只有袁本《会编》独有的写法，却又出现在光绪十八年现世的《靖康稗史》里。

（二）袁本《会编》出版以后才出现的“信昵”“从乱”

丛编本、笺证本《靖康稗史》之《呻吟语》里收入了金天眷二年（1139），金熙宗杀完颜宗磐、完颜宗隽等人的诏书：

“诏曰：……信昵宵人，……举好从乱……”

此诏书文字见于《会编》卷一百六十六，其他版本都是“昵信”、“乱从”。诏书又见于洪皓《松漠纪闻》，各版也是“昵信”、“乱从”。

又是只有袁本《会编》独有的写法，却又出现在光绪十八年现世的《靖康稗史》里。

（三）错乱的金人姓名

《靖康稗史》之《呻吟语》，一直以来是靖康之辱谣言的重灾区。此书里记述了所谓宋帝牵羊礼，契丹后妃裸身献庙，还暗示金熙宗、金海陵都是宋徽宗的孙子，所以他们两个杀金朝贵族、淫其妻妾女媳是为靖康复仇等。

而《呻吟语》里金朝人名、地名的混乱，以《靖康稗史》编造者的能力，不足以统一，所以他非常取巧，用汇总当时人不同笔记来搪塞。

但即使金人名字译名混乱，在同一本书同一段话里，也不应该出现同一个人的不同译法。

丛编本、笺证本《靖康稗史》之《呻吟语》引《燕人麈》：

“二君践祚，若专为靖康复仇：熙宗杀……蒲芦虎、额鲁观、挞懒、希尹、萧庆辈……海陵继位，族诛吴乞买、粘没喝、撒离喝、阿古乃……兀室、讹鲁观、都阿鲁子孙凡千百人，复纵淫其妻妾、女媳无遗类。奇丑恶辱，自古未闻。”

这是同一个人在同一本书的同一段话，前后两行间，同一个金人的名字就不一样了：“额鲁观”其实就是“讹鲁观”，是完颜宗隽的不同写法；“希尹”就是“兀室”，是完颜希尹的不同写法。

真正南宋初的书写者，是不会犯这种错误的，只有后世之人对金人姓名并不了解，才会出现这种离奇的写法。

十、《靖康稗史》的成书时间

谢家福（1847-1897），应试更名家树，字绥之，号望炊，又号锐庵，江苏苏州人。谢家福以慈善家闻名于世，曾于光绪初年赴山东救灾，并建立民间慈善机构。他还曾入上海舆图局工作，熟于洋务，出任苏州电报分局总办，又任上海电报总局提调。编著有《欺天乎日记》《齐东日记》《燐血丛钞》《五亩园小志》等，编有《望炊楼丛书》。

《燐血丛钞》主要为太平天国所谓恶行，其书早被太平天国史专家证伪。^[31]除《燐血丛钞》和《靖康稗史》之外，谢家福还是号称出自宋末元初遗民所作《烬余录》的最初提供者。《烬余录》同样也是清末编造的伪书，本文不多赘述。

按《谢家福书信集》^[32]，谢家福曾于光绪十七年（1891），应盛宣怀之邀，在上海参与招商局事务，购入《三朝北盟会编》《守山阁丛书》（含《大金吊伐录》）《十万卷楼丛书》（含《靖康要录》）等书籍。第二年，他将稗史的抄录本送给丁丙，则可推测《靖康稗史》成书时间当在光绪十七年。

自从《靖康稗史》现世，在清末民国虽有传播，影响力毕竟有限。然而1988年中华书局出版崔文印《靖康稗史笺证》，列入“中国史学基本典籍丛刊”，使得此书一跃成为“信史”，被大量学界文章引用。以往可能由于条件所限，无法核对相关史料，没有意识到此书极有可能是清朝人编写的。本文以《三朝北盟会编》袁祖安本为主要证据，从文献学角度，基本证实了《靖康稗史》并非南宋真实史料，而是清末文人所编，希望对学界正本清源有所助益。

本文写作过程中，得到新浪网友仗剑南窗、大意觉迷、鱼之在渊、索拉娜艾莫尔的许多帮助，在此感谢他们。

注 释

[1] 《辽宋金史料介绍》，王曾瑜著：《纤微编》，河北大学出版社，2011年，第643页。

[2] 张明华：《“靖康之难”被掳北宋宫廷及宗室女性研究》，《史学月刊》2004年05期，第48页。

[3] 程郁：《何谓“靖康耻”——“靖康之难”性暴力对宋代社会性别观的影响》，《史林》2020年01期，第32页。

[4] 宋东霞：《试析宋朝历史上的慰安妇》，《兰台世界》2013年12期，第33页。

[5] 崔文印：《靖康稗史散论》，《史学史研究》1986年01期，第55页。

[6] 邓子勉：《〈靖康稗史〉暨〈普天同愤录〉及其编著者等考辨》，《文史》2000年第3辑，第169页。

[7] 张其凡：《关于〈宣和乙巳奉使录〉的书名与作者问题》，《史学集刊》2008年03期，第121页。

[8] 帅克：《〈靖康稗史〉之〈青宫译语〉〈呻吟语〉献疑——从书中所载宋徽宗渡河路线谈起》，《史志学刊》2022年02期，第24页。

[9] 帅克：《〈靖康稗史〉之〈青宫译语〉〈呻吟语〉献疑——从书中所载宋徽宗渡河路线谈起》，摘要。

[10] 《靖康稗史》，《丛书集成续编》第166册，上海书店，1994年。

[11] 崔文印笺证：《靖康稗史笺证》，中华书局，2010年。

[12] 崔文印笺证：《靖康稗史笺证》，序言其二。

[13] 崔文印笺证：《靖康稗史笺证》，序言其一。

[14] 崔文印笺证：《靖康稗史笺证》，第289页。

[15] 陈乐素：《三朝北盟会编考》，《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历史编宋辽金元卷1》，中华书局，2009年，第177页。

[16] 邓广铭、刘浦江《〈三朝北盟会编〉研究》，《文献》1998年第1期，第93页。

[17] 苗润博《〈三朝北盟会编〉整理与研究刍议》，2020年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。

[18] [宋]徐梦莘编《三朝北盟会编》卷二十批注，傅斯年图书馆，索书号A 922.516 404。

[19] [宋]徐梦莘编《三朝北盟会编》卷首批注，上海图书馆，索书号753908-47。

[20] [清]谢家福著，苏州博物馆编：《谢家福书信集》，文物出版社，2015年，第333页。

[21] [宋]宇文懋昭撰，崔文印校证：《大金国志校证》，中华书局，1986年，第559页。

[22] [宋]徐梦莘著《三朝北盟会编》清抄本，傅斯年图书馆，索书号A 922.516 404。卷二十批注。

[23] 陈寿撰，裴松之注，陈乃乾校点：《三国志》卷一《魏书一武帝纪第一》，中华书局，1982年，第28页。

[24] 《会编》明抄本（国图善本10995）、《会编》袁本卷二十、《靖康稗史》所收《行程录》、文字对比详见齐秋《〈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〉：〈靖康稗史〉版、〈三朝北盟会编〉袁祖安版、〈会编〉明抄本文字对比》https://zhuanlan.zhihu.com/p/668221572，2023年11月22日。

[25] 崔文印笺证：《靖康稗史笺证》，第65页。

[26] 崔文印笺证：《靖康稗史笺证》，第181页。

[27] 崔文印笺证：《靖康稗史笺证》，第125页。

[28] [清]谢家福著，苏州博物馆编：《谢家福书信集》，文物出版社，2015年，第333页。

[29] 傅乐焕：《青宫译语笺证——宋高宗母韦太后北迁纪实》，傅乐焕著《辽史丛考》，中华书局，1984年，第314页。

[30] 景新强：《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〉宋代杂史研究——兼论史部杂史类目的演变》，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，2008年。

[31] 见史式：《〈磷血丛钞〉考伪》，《重庆师范学院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》，1981年第2期。又见祁龙威《〈磷血丛钞〉辨伪》，祁龙威著《太平天国史学导论》，学苑出版社，1989年，第146页。

[32][清]谢家福著，苏州博物馆编：《谢家福书信集》，文物出版社，2015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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